1949年炒股配资门户配资，约60万国民党军人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。
这批人里绝大多数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男性，很多人是在大陆农村被征召或抓壮丁入伍的，离开家乡时以为只是暂时的撤退。
他们没有想到，一去就是一辈子，更没有想到，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座陌生的岛屿，还有一道直接冻结了他们婚姻可能性的命令。
1952年1月5日，蒋介石颁布了《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》，规定现役士兵一律不准结婚。
军官和技术士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申请结婚，而且申请还要经过层层审批，大部分会以“反攻在即”为由驳回。
到了1957年，年龄门槛甚至一度提高到三十八岁。与此同时，当局还配套出台了《军人户口查记办法》，普通士兵拿不到身份证，没有户籍，唯一的身份凭证是“军人身份补给证”。
没有户籍意味着在制度层面，这些人不被视为可以正常融入社会的居民，他们的人生被锁在了军营里。
这道禁令并非没有异议。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内部讨论条例草案时就提出过看法，他说“当兵皆到老，不准结婚，不妥当”。
他在回忆录中归纳了推动禁令的三个理由：维持战力、减轻财政、防范奸宄，没有一条是从士兵个人的角度出发的。
所谓“维持战力”，背后是对士兵身份的极端定位。蒋介石退台后反复强调“反攻大陆”是最高目标，在这个逻辑下，士兵被当作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工具。
一个结了婚、有了家庭的士兵，就有了牵挂，就会惦记家里的事，而不是专注于作战。
更关键的是，如果士兵与台湾本地女性通婚，就会在这座岛上建立家庭关系、社会关系，逐渐“落地生根”。
蒋介石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，他需要的是几十万随时可以调动的、与台湾本地社会没有深度绑定关系的军人。
言外之意就是士兵在台湾没有根，才会始终把“打回去”当作唯一的出路。
而在财政方面，1952年台湾的军费支出占到了总支出的75%以上。
六十万士兵的军饷本身就是沉重的负担，如果允许他们成家，随军眷属的住房、子女的教育、家属的安置，每一项都是巨额开支。
当时的台湾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走出来不久，经济基础薄弱，当局根本负担不起几十万个军人家庭的日常运转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禁止结婚在财政上是一道省钱的命令，省掉的不只是婚礼和住房，而是一整代人组建家庭所需要的全部社会成本。
“防范奸宄”则涉及当时的安全焦虑。
退台初期的国民党当局高度紧张，担心大陆方面派人以结婚为掩护渗透军中。
这种担忧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并非完全没有依据，但它被泛化使用之后，实际效果是把所有军人尤其是底层士兵的婚姻权利一并剥夺了。
禁令的执行一直延续到蒋经国时代。1959年条例有所放宽，改为士官兵服役满三年、男性年满二十五岁即可申请结婚。1974年再次修法，形同完全开放志愿役士官兵结婚，但军人结婚仍然需要事先申请。
这项限制直到1992年才正式去除“戡乱时期”的定性，改称《军人婚姻条例》，前后延续了四十年。
四十年里，这批士兵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了。
他们的结婚率大约在31%到33%之间，连长以下的陆军基层士兵终身未婚的比例更高，六十万人中最终有三十八万到四十万人一辈子没有组建家庭。
他们在军营里度过了青年和中年，退伍之后很多人没有文化、没有技能，只能去参与中横公路的修建、垦荒或者做基础建设。
台湾当局成立了退辅会，建了荣民之家来安置单身老兵，但荣民之家解决的是吃住问题，解决不了的是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家庭这件事。
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后，一些老兵回到大陆老家，发现父母已经去世，儿时的玩伴也认不出来了。
从蒋介石到蒋经国，这道禁令在不同阶段的松紧程度有过变化，但它的底色始终没有改变。它把几十万个具体的人当作政治棋盘上的棋子，用“反攻”这个始终没有实现的目标，冻结了他们成家立业的可能性。
禁令可以解除炒股配资门户配资，制度可以修正，但被它改变的那些人生，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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